即那些富有的人应该承担更大的治理成本。因为富有的人过去的大量排放引起了现在的雾霾问题，他们也因此从中获利多，由此他们也具有更大的能力来承担治理的成本。这些原则的实施所遇到的大问题是实践问题。鉴于雾霾的产生不是哪个人单独引起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所有人“共谋”的结果。因而，雾霾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公共性问题”。也鉴于持续的雾霾天气对人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个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希望能有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但在现实中，每个人又都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或者是选择“搭便车”，指望别人付出成本而自己坐享其成。另外，当人们相信或有理由怀疑他人没有承担自己应有的成本时，他们或许也想逃避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当其他人没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时，遵守自己的承诺将会吃亏。正如有些学者所说：“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效仿这种行为，乃至造成非正义行为的泛滥。

人均平等份额原则不纠结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它旨在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人都要参与治理，并承担平等的责任份额。虽然它一定程度克服了上面两个原则有选择性地挑选责任人而导致在实践中的困难，但它的实践效果是：对穷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因为它并没有真正实现“平等待人”的道德理想，也就是说，它没有实现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负担来影响人们的生活的基本道德原则。人均平等分配方案看似公平，但所谓的“平等份额”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不同的。

为了克服以上几个原则的缺陷，我们在吸收它们的优点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称之为“平等家务负担原则”的治理原则。我们需要对“家务负担”做些解释。人们之所以不喜欢“家务”是因为：这样的负担需要花去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钱财，而得到的回报可能十分不起眼，或看起来并不那么“重要”。或许，如果我们把这些时间、精力和资源用到别的事情上，比如炒股，则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回报。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家务负担”指的是做某件事对导致你没有做另一件事所造成的“损失”。

这个原则较之其他几个方案而言，大的优点在于，它考虑了“必不可少的污染排放问题”，即认真对待了“生存排放”与“排放”的区别问题。根据与“负担”相对应的机会成本的大小，就是那些因减少污染排放或资源使用量而产生“损失”的大小，那些有少收益回报的事项就是先被要求牺牲的项目，相反，有高收益回报的事项将是被要求后放弃的项目。

那么，什么样的机会成本高，什么样的机会成本低呢?这取决于我们如何测度机会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就乘坐交通工具出行而言，开大排量SUV应该被先限制，因为它的污染排放的效率低。所以，人均平等负担分配原则将先要求那些排放的人(机会成本低)采取行动，或者承担更多的减排成本。这里关键的是，我们要用“人的福利”，而不能用货币价格来作为我们的测度标准。因为，如果我们用货币价格来测度，那么生存排放，或接近于生存排放的排放就将被砍掉。原因是砍掉排放的货币损失将比砍掉生存排放的货币损失大得多。因此，用货币来测度机会成本的方法如果应用于雾霾治理上，那么就很容易导致要求在砍掉排放(对人的福利而言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前，先砍掉生存排放(而生存排放是对人而言为宝贵的排放)。

这样，我们就可以设想：在雾霾治理过程中，逐渐砍掉那些机会成本越来越高的排放，直至每个人在应对雾霾问题时承担相等的福利牺牲。那么，这个原则会要求穷人作出巨大的牺牲吗?根据这个原则，每个人被要求作出相等的牺牲和承担相等的负担，这意味着，每个人所面对的机会成本应是一样的。虽然富人的机会成本(来自排放)可能与穷人的相同(如果穷人被要求砍掉他的超出生存排放之上的排放的话)，但穷人不用牺牲掉自己的生存排放，而只需牺牲掉部分接近生存排放的排量就能与富人的大量的排放相等同。

除了上述优点外，这个原则还有进一步的优点。，因为它不是一个“回溯过去”的方案，所以，他避了对历史责任的追问，因为对历史责任和谁是污染者的追问是一个道德上十分复杂，而又会引起现实社会中更进一步矛盾的问题。但一些主张“回溯过去”的人认为，不追究历史责任是不公平的，它严重违背了我们普遍持有的“谁污染，谁负责”的道德直觉。毫无疑问，对雾霾治理问题的道德思考既要考虑公平正义问题，但也要考虑治理效率问题。尤其是在雾霾治理实践中，由于雾霾的产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既有自然本身的原因，也有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的原因，还有现有的能源结构和我们利用能源的技术手段的原因，这些都会使得我们去追问历史责任和谁是污染者这样的正义问题非常困难，从而导致雾霾治理陷入无穷无尽的争论当中而得不到真正的解决。虽然平等家务负担原则有点复杂，但如果我们要彻底解决雾霾治理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方案看起来更合适些。那种“宁可世界灭亡，也要坚持正义”的想法并不十分可取。因为，正义对于那些受到雾霾影响为严重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压倒一切的价值追求。也就是说，有比正义更为紧迫的东西，那就是生存和发展。更何况，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是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形式。

任何一个社会治理方案的顺利实施，都需要社会成员积遵守。而社会成员对规范的遵守是源于：或者是他认可该规范的道德合法性，或者是他迫于该规范的道德制力。一个大家都感觉满意的公平的治理方案具有很的道德力量，它能对每个人形成了一种道德压力，从而有利于治理方案的实施。我希望，我们提出的这种责任分配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此种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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